中新社上海10月14日電 題：歷史小說緣何撥動當代讀者心弦？

　　——專訪作家馬伯庸

　　作者 李鵬 范宇斌

　　如今，《長安十二時辰》《顯微鏡下的大明》《兩京十五日》等中國歷史小說，憑借想象豐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強等優勢加速出海，打開了外國人“讀懂中國”的新窗口。在中國作家眼中，中國歷史小說緣何撥動當代讀者心弦？迥異的文化背景是否會成為閱讀的障礙？日前，著名作家馬伯庸在上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長安的荔枝》到新作《食南之徒》，您的創作以小食物撬動大歷史，相對于西方文學，美食題材和話題是否在中國文學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馬伯庸：美食作為獨特的題材，是人類最大的公約數。雖然不同國家的人有不同的語言、歷史和文化，但人們對美食的追求是相通的。可以說，美食是一種“世界語言”，通過美食講故事能夠引發共鳴。

　　小說《食南之徒》以西漢南越國為背景，講述主人公唐蒙與美食的故事。《史記》載，唐蒙初到南越國時吃到一種名叫“枸醬”的美食，他發現這種醬產自蜀地，經夜郎國來到南越國。當時南越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唐蒙于是建議漢武帝出奇兵，取道夜郎制服南越，結果促進了西漢在西南地區的開發，設立了“犍為郡”。

　　一個因美食改變國家版圖的故事激發了我的創作興趣，史書記載往往是簡略的，于是文學創作有了用武之地。任何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和可取之處，應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每一種食物。在文學創作中，食物可以更好地呈現農耕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等不同群體迥異的生活方式、性情表達、民俗文化以及人生觀和價值觀等。

　　中新社記者：泰國“中國文學讀者俱樂部”曾在曼谷舉辦《顯微鏡下的大明》讀者交流活動。您的作品寫的都是中國古代的人和事，歷史小說為何吸引當代讀者？

　　馬伯庸：近年來，中國小說引發海外讀者關注，我的作品也被翻譯成英語、俄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泰語、越南語和日語等。事實上，我在寫作時并未考慮到海外有如此多的受眾，我的創作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撰寫的是中國歷史故事。

　　之所以引發海外讀者關注，背后是中國文化對世界的輻射和影響。如東南亞國家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早年間他們喜歡看中國電視連續劇《渴望》、讀金庸小說，如今又流行中國動漫、言情劇、玄幻小說等，這是中國國際地位和文化輸出能力整體提升的表現。

　　通過與不同國家的讀者交流，我愈發深刻體會到人類彼此間的共性大于個性。無論身處哪個國家、哪個文化圈，人們珍視的東西基本一致：對家庭的關心、對親情的眷戀、對友情的渴望、對自我成長的表達……海外讀者可能對中國歷史并不了解，但他們能讀懂作品中蘊含的人性，這種人性古今中外并無不同，也正是人性引發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的共鳴。

　　法國文學家伏爾泰將《趙氏孤兒》改編成《中國孤兒》引入法國，法國人并不了解中國歷史，但趙氏孤兒所蘊含的人性力量仍然能折服法國人。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如荷蘭小說家高羅佩寫了《狄仁杰奇案》，讓狄仁杰成為西方推理小說殿堂中的一員；日本歷史小說家宮城谷昌光寫了一系列春秋歷史小說……這些作品以中國歷史為背景，盡管外國作家對中國歷史的理解程度各不同，但他們都能敏銳提煉出中國文化與當地文化的共通之處。

　　歷史小說吸引當代讀者，除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這些道理外，更為關鍵的是讓當代讀者看到歷史與當下的連接，并將個人經歷置于不同時代場景中再體驗。

　　中新社記者：您的作品被評價為致力于對“歷史可能性小說”的探索，“歷史可能性小說”最大的特點是什么？中國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為作家創作帶來什么新靈感、新思路、新維度？

　　馬伯庸：“歷史可能性小說”最大的特點在于找到古今連接點，當代讀者閱讀歷史小說關注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歷史與自己的連接點。

　　小說《長安的荔枝》取材于“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句古詩，但主人公的設置卻不是唐玄宗和楊貴妃，而是一個將鮮荔枝從嶺南運至長安的小吏。古代的很多小吏，包括一些普通人，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面臨的問題跟現代人的日常是非常相似的，能夠產生古今共情。我的創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沒有受到特別關注的小人物故事，從歷史長河中“撈”起來，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處的時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時代變遷背后的真正動力。

　　中國文化是一個巨大的寶庫，要充分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講故事。一方面，要透徹地理解中國文化；另一方面，要反觀當下，了解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及大眾關心的事物。只有具備以古觀今、古今共情的能力，才能從傳統文化中挖掘出有價值的內容，將老故事用新講法呈現出來，引發當代人的共鳴。

　　中新社記者：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提出過一個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您如何處理好作品的歷史感與當代性？同時，如何把握好“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寫作原則，在歷史的縫隙中展開想象，編織故事？

　　馬伯庸：歷史可以分為“檔案歷史”和“真歷史”。“檔案歷史”是指客觀的歷史事實，而“真歷史”是指能夠對現代產生作用的歷史，才是被人們所感知的歷史。

　　克羅齊認為，歷史需以當下現實為錨點，才能夠進行討論與重構。“當代史”不是以某個時間為界限，而是取決于歷史事實能否與個體生命經驗產生關聯。在文學領域，可以將這句話略作引申：“一切歷史小說都是當代題材小說。”文學作品講的雖是歷史掌故，傾注的卻是作者對當下的觀照，這樣與作者同時代的讀者看到后，自然會生發共鳴之心。回顧文學史，歷經時間淘洗流傳下來的優秀作品，無一不具有跨越時代、感動讀者的力量。

　　小說《長安十二時辰》的立意落在“守護長安”這個命題上，主角張小敬守護他所愛的城市，保護生活其間的百姓，他的言行超越了貴賤有別的封建社會陳規習俗。讀者閱讀時會下意識地聯想到身邊的警察、醫護人員和消防隊員等，想到那些默默守護人們日常生活的普通人。這種個人體驗與感動會移情到張小敬身上，與小說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

　　所謂“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寫作原則，可理解為歷史小說創作的“三明治”理論。最上面的一層是歷史重大事件無法改變，應尊重歷史，一旦發生改變，不能稱之為歷史小說，而是幻想小說或架空小說。如描寫秦始皇，就不能描寫他沒有統一天下，這不符合事實。

　　最下面的一層是歷史細節，對風土人情、典章器物等生活細節，力求考據精細。如玉米在明代傳入中國前，中國人還吃不到玉米，類似這些細節要精準，避免“出戲”。

　　中間的一層是“歷史可能性”，即在歷史上不一定發生而是可能發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件事情從邏輯上可能會出現，我希望在正史的“縫隙”中找到這些空白的地方，把它們填充起來，讓他們在正史的背后構成一條完整的、虛構的，但合理的邏輯鏈條。

　　中新社記者：從您的觀察來看，迥異的文化背景是否會成為閱讀的障礙？不了解中國歷史的海外讀者如何讀懂歷史小說？

　　馬伯庸：迥異的文化背景并不會成為閱讀的障礙。曾經美國電影、日本動漫、歐洲小說大量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中國受眾并未感受到距離感。因此不需要為迎合海外讀者，擔心中國文化元素容易對海外讀者造成理解障礙而降低門檻，只要產品內核、表現形式足夠好，所有的門檻都不是門檻，都能夠成為海外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同時，不要拘泥于只表達中國傳統文化，中國還有現代化、具時代特征的新事物，如高鐵、航空航天、網絡小說、新國潮等，這些是當代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一種表達方向，同樣能夠獲得海外讀者的體認。

　　以頗受日本讀者關注的小說《兩京十五日》為例，小說中涉及大量明代的專有名詞，如錦衣衛、東廠、西廠等，但并不妨礙日本讀者閱讀。從他們的評論可以看出，他們普遍關注的不是那些難懂的名詞，而是故事本身。他們甚至會因為閱讀這部小說而對明朝產生興趣，從而尋找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和解讀。只要故事足夠精彩，海外讀者自然會被吸引，并愿意更深入了解中國文化。

　　向海外讀者講述中國故事，首先要找到能夠打動更多人的情感共鳴點以及與當下時代的連接點。中國文化非常復雜，應避免簡單化敘事傾向，不要將海外讀者視為幼稚無知的人而為他們科普。我們要做的是恰如其分地、嚴謹準確表達好中國文化。(完)

　　受訪者簡介：

　　馬伯庸，民進會員，作家。曾獲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茅盾新人獎等。2005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有《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顯微鏡下的大明》《古董局中局》《長安的荔枝》《大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