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電 題：交流讓文化存續，交融讓文化發展

　　——專訪俄羅斯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索羅寧

　　中新社記者 王宗漢 楊程晨

　　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人類漫長的文明史中亙古不變的話題，也是開啟人類共同未來的鑰匙。俄羅斯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索羅寧認為，交流讓文化存續，交融讓文化發展，交流與交融相織，共促人類文明走向共同的未來。在第二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召開之際，中新社“東西問”專訪索羅寧，就文化的交流與交融進行探討。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不同文化之間何以交流？如何從語言洞見不同文化交融？

　　索羅寧：文化可視為一群人公認且世代相傳的一套社會行為。文化(culture)一詞來源于拉丁語“cultura”(含耕作、栽培等意)，其中蘊含著“自然”“野生”與“人造”“栽培”之間的二元關系。故而，一切有“改造周邊世界”概念和追求的民族均有文化。

　　通過考察不同文化的現象和語言可以發現，文化并沒有“有”或“無”的狀態，而只有具體文化適應具體歷史的情況。因此，所謂的“culture shock”(文化沖擊，意指從原有文化環境中移居到新的文化環境中所產生的文化不適應感)只是對一種文化的“無知”，而非意味著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

　　作為文化的主要載體，語言存在不同語系，雖然在句法和形態等方面具有差異，但均有主語、謂語、賓語等基本架構。這就意味著，不同語言的語法結構雖然不同，但人類共有的是語言能力的生成架構，所以我們才可以學外語并進行交流。語言層面的交流使文化之間的交流成為可能。

　　在語言研究領域，會出現不同語言間“借詞”和“引進外語語法結構”等現象。比如，英語中許多法語的借詞與法國對英國的“諾曼征服”有關，經此，歐洲大陸文化得以引至英國；俄語詞匯中的許多借詞也得益于公元十世紀歐亞大陸文化之間的互動交流。

　　在古漢語中，如“養馬”“馬車”及其他相關的詞匯似乎來自某種印歐語，同時吐火羅語的一部分語音構似也證明，“建筑”“樓房”等詞匯可能均屬于來自古漢語的借詞。這些雖然屬于語言現象，但其實際意義在于揭示了文化交融的蛛絲馬跡。

　　中新社記者：一種文化存續的條件是什么？

　　索羅寧：人類歷史是交流的歷史。自古至今，沒有一種文化能夠獨立發展乃至興盛。交流是個別文化存續的必要條件。佛教有云“成住壞空，生住異滅”，意指萬物從生至滅的存在過程。一種文化也符合這個過程，但因為不同個體之間的交流，一種文化在“滅亡”后，其遺產不會消失，而是隨著交流的延續而延續。

　　比如，占卜中的“十二星宿”原本為古代蘇美爾人創造，隨著與希臘和波斯的文化互動，流傳到歐亞大陸，遠至印度與中國。盡管蘇美爾文明早已滅亡，但作為其文化遺產的十二星宿卻通過文化交流流傳至今。又如，盡管羅馬帝國早已消亡，但其在歐洲各地建立的許多軍營日后演變為城市，其官方語言拉丁語成為歐洲部分語言的起源，古代歐洲的許多學術著作是由拉丁語撰寫的，這些也都成為歐洲許多國家共同的文化根源，彼此都離不開文化之間的交流。

　　中新社記者：一種文化應當如何向前發展？

　　索羅寧：舉例而言，由于種種因素，西夏文化沒有流傳至今日，但從其遺留的文字與其他文化遺產來看，西夏文化就是不同文化間交融的產物。

　　西夏絕大部分的文化遺產與文字有關。以西夏文字為主要載體的西夏文本主要有三個來源：自身創作、中原文化以及吐蕃地區文化。從中可發現，在漢語或藏文文本的主流中早已失傳的內容，在西夏文化中得以保留。從中可見，西夏文化是多種文化共同交融的成果，并成為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這就意味著，在文化交融的過程中，原本形成在某個區域的文化形式會傳入其他文化，在傳入的過程中一面會保留自身特色，但同時也會增加前所未有的文化內容。西夏文化的創造，證明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就是以文化交融為主，增加不同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從而促進文化的向前發展。這是一種文化交流的辯證法。

　　中新社記者：變局之中，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交融？

　　索羅寧：人類的多元文化來自交流與交融。人類的起源和歷史文化演進過程是共同的，那么人類也擁有共同的未來。因此可以說，人類進行文化的交流與交融，其實際的意義不限于互相學習取經，實則是在書寫人類的共同命運。

　　十九、二十世紀的學者均會選擇以繪制“樹狀圖”的方式，來描述人類歷史和語言的發展歷程。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就像一棵“樹”，有著共同的“根”，但是個別的樹枝和葉子各有其不同形狀。人類的不同社會雖然有所不同，但均有“共性”，就如一棵樹的枝葉會有不同的特征，但均有共同的“形狀”——人類歷史的“樹狀圖”雖然由個別因素組成，但生長的趨勢是共同的。來自同一個起源的人類就有共同創造的未來命運。之前世界的歷史是如此，未來的人類命運也如此，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創造。(完)

　　受訪者簡介：

　　索羅寧，俄羅斯國立圣彼得堡大學博士畢業，曾任圣彼得堡大學、臺灣輔仁大學、臺灣佛光大學等學校教職員。2010年任美國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2013年迄今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西夏研究，宗教歷史研究，語言學，文獻學等。共在國內外不同頂級期刊發表數篇文章。專著有《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Santideva's Bodhicarayavatara in Tangut Translation (與荒川慎太郎共著)等。